于赓哲
隋唐史研究专家,陕师大历史系教授

我是隋唐史研究专家于赓哲,唐长安城百姓生活什么样,问吧!

改编自马伯庸原著的《长安十二时辰》上线后迅速火遍全网,“好看”是大多数人在刷剧时的最大感受。按理说,一位孤胆英雄以身犯险,在规定时间内拯救世界的故事,绝对算不上特别新鲜的设定。但剧版《长安十二时辰》很好地延续了文本的设定,将小说中的文史典故、人情风俗、历史细节翔实而又真切得呈现出来,观众可以跟随主角走在长安的一百零九坊,看到了盛唐的种种日常。
我是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深耕于隋唐史研究,曾受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多场讲座。《长安十二时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中有哪些值得剖析的历史细节?剧中长安一百零九坊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关于唐长安的历史,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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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9-07-03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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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 2019-07-08

唐代长安城的生活污水排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排污渠,一种是渗井。排污渠就跟引水渠一样,每个居民坊、每条大街都会挖排污渠,通向城外的河道。每条大街的旁边,每个坊的坊墙旁边,都有排污的渠道,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明沟,宽度在2.5米左右。考古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大唐盛世,伟大的城市长安城里气味大概是不太好闻的。明沟导致蝇虫泛滥,《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七:“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多到能把书上的字掩盖住、触碰人的眼睛的地步,可见有多少。韩愈曾表露过他对于长安城多蚊蝇的厌恶(以此引申对宵小之徒的蔑视),《杂诗四首》云:“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 在《秋怀诗》第四首里他期盼清秋的寒气能驱走苍蝇:“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 因此长安城居民消化系统疾病十分常见。另外,明沟死水也会造成疟疾的流行,笔者在《〈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论述了唐人主要疾病种类,其中疟疾排列在最前面,可以肯定,起码城市内疟疾的流行与排水方式有关。
渗井是另一种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这个渗井,说白了就是把污水由地面灌到地下透水层里面去,地上看不见了,把它灌到地下去,这就是渗井的主要作用。2007年的时候,在重庆曾经发现过东汉的渗井。当时《重庆商报》还专门绘制了这么一幅图,来解释这个渗井的构成。虽然是东汉的,但唐代的也差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渗井上面盖一块大石板,上面有镂空的石孔,污水倒下去有大的渣子就把挡住了,然后剩下的就往下渗。底下铺了一层沙子,沙子是过滤用的东西,现在过滤还经常用沙子。过滤了之后,再渗到底下去。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前面讲,隋代兴建长安城就是因为汉代长安城生活污水的污染,隋唐时期的污染,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在西安也体现出来了。到了明清时候,西安又出现了。当年隋文帝所遇到的那样问题,就是地下水受到污染,仍然是这个渗井造的孽。所以说渗井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现代化的城市当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唐代,渗井还大量地存在,比方说在唐代实际寺的遗址当中就发现了好几口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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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 2019-07-14

城市建设中,重要建设会考古先行,考古完毕才可以施工,例如地铁工程。其余就是抢救性发掘,即在施工中发现遗址,施工停止,考古介入,考古结束后再开工。大的重要的遗址会予以保存并保护,甚至兴建遗址公园(例如2013年发现的上官婉儿墓)。一般性的遗址会保留考古资料和文物,遗址回填。
大雁塔在历史上有多次改建,已经与玄奘时期有着天壤之别,大雁塔现在的外貌是明代修补的结果,外面的砖是明砖。最初的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玄奘最初提议在慈恩寺内修造石塔,李义府代表皇帝表态:1,石塔成本太高,工期太长,改为砖塔;2,费用全部由官家负担。最初修成的大雁塔完全是印度样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目的是“为释迦之故迹”。玄奘时期初建的大雁塔为玄奘所设计,原计划采用石料,后来改为夯土包砖。形状完全模仿印度的佛塔,浓郁的异域色彩。武则天时期,大雁塔毁坏(主要是因为砖缝里植物生长破坏了整个塔),重建时改为了中土典型的佛塔造型,共十层,而且由夯土实心变成了空心塔。内部有梯子供攀援。唐后期大雁塔失修,颓坏变成七层,五代后唐长兴年间进行大修。明代再次大修,包砖全部更换,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大雁塔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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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 2019-07-08

唐建 国时以太极宫为大内,整个长安城布局基本上是严整的长方体,但是到了贞观年间营建起了新宫大明宫,城市东北部明显凸出,高宗时期,大明宫得到大规模营建,统治中枢由太极宫迁移到了这里,宇文恺时期所确立的设计原则被打 破:
“贞观八年(634)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宗染风痹,故而迁居地势较高的大明宫。但是现代治史者似乎总是不相信原因有如此单纯,例如宿白先生认为,迁居大明宫除了高宗病风痹,嫌太极宫潮湿外,还有“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据岗阜,……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总之,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马正林《隋唐长安城》说:“唐代的皇宫所以转向城东,主要是大明宫突兀龙首原上,地势优越,而且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同时大明宫距灞、浐较近,位于通往东方的大道上,皇帝多居这里,也可能和东出交通便利有一定关系。” 宿白先生将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安全原因,马正林先生则将此归结为“交通便利”。按,宫廷安全由宫墙和禁军保障,长安城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坦的,地势因素在宫廷安全保卫方面似乎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大明宫虽然比太极宫略高,但绝无天壤之别,瞭望全城自可依靠角楼、瞭望塔等,不必非以迁宫为手段。至于交通问题,对銮舆而言,东出之路减少太极宫到大明宫这段短短的距离应该没什么意义。至于“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更不可视为高宗迁居大明宫的原因,因为夹城建于开元二十年(732),与高宗无涉。
笔者寡陋,所见有关迁居大明宫原因的今人论述很多与此类似,基本都是在疾病之外为大明宫取代太极宫寻找更“深层”的原因,究其根本,这是现代史学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疾病、医疗观念对历史进程影响不够重视的体现。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相信原始史料,相信迁居大明宫确实是出于对高宗健康的顾虑。通过后面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迁徙或者改造建筑个体是常见的唐人避疫行为,这种改造的原则往往就是“居高避湿”,这种改造的成效虽然值得怀疑,但是它确实是唐人思维模式的产物,自不必以今人观点摒弃之。
那么高宗所患的“风痹”与迁居大明宫究竟有何关系?“当初宇文恺设计建造大兴城的时候,虽然对长安城附近的地势有过精心的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都城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局限于《周易》乾 卦之象的影响,迁就自北而南的六条高坡,使得大兴殿的位置正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对照今天的等高线地图来看,它正位于大兴城的最低处。”地势的低洼使得大内成为“卑湿之地”。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过建筑高阁以避卑湿的建议,《贞观政要》卷六《检约》:“贞观二年(628),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太宗所患乃是“气疾”,这在传统医学体系里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具体何指需要分析,《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 而《证类本草》卷九记载同一件事时病名更加具体:“按《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它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曾有云:“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 按《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记载,此事发生在贞观七年(633),故可知太宗以乳煎荜茇方治愈气痢必在贞观七年之后,那么贞观二年群臣劝筑阁避湿时,太宗所患的常年不愈的“气疾”极可能就是指“气痢”,前揭《定命录》正是将太宗之气痢称为“气疾”,可资佐证。气痢有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为粪便如蟹沫稠粘,有里急后重感,腹胀,大便时排气多,其气臭秽。或兼肠鸣、小便不利等。是由于湿热郁滞,气机不得宣畅所致。虚证为腹胀排气时大便即随之而下,是由于中气下陷,肠虚不固所致。正因为此病出于“湿热郁滞”,故前揭《旧唐书•姚思廉传》中唐太宗云“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前揭《贞观政要》中太宗又云“朕有气疾,岂宜下湿”,湿、热两端均是太宗病因,故有建阁避病之议。
自从太宗气痢被“乳煎荜茇方”治愈之后,终贞观一朝未再见建阁之议。而高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所以终于有了更大手笔的动作。高宗所患乃是“风痹”,《灵枢•厥病》:“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请注意,《灵枢》把风痹列为“厥病”,而在前揭《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有“厥”类疾病的描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此处已经将风痹与“湿”挂钩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风痹》:“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明言“风痹”致病原因中包含有“风”、“寒”、“湿”,按,以大内建筑水平和皇帝起居之高标准,“风”、“寒”二邪均可有效规避,唯独“湿”难以避免,惟有迁居高爽之地,方可起釜底抽薪之作用。
以现代观点来看,无论是唐太宗的“气疾”还是高宗的“风痹”都与潮湿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故太宗治愈“气疾”靠的是“乳煎荜茇方”,高宗搬离太极宫也没有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唐人医学观念中这些病恰恰与“卑湿”有直接关系,故才有了迁居大明宫之举,这是时代思维模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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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 2019-07-12

大致来说,晚唐五代,坊市制名存实亡,宋代有厢坊制,厢成为附郭县直属的基层政权﹐每个基层厢下属有二至二十多个坊,但是实际上是街市制(现代就是街市制),有关这个问题,请参看包伟民著《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坊制》,以及《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后者提到:“那些街巷,才是形成城区结构的骨架与基础。看似华丽壮观的坊额及其“美名”,虽然在官府努力以及地方人士追随跟风之下,可能对街巷地名产生某些影响,但程度有限。究其根本,它们不过是街巷的依附物。”宋代已经不存在唐朝样式的坊市制。随着坊市制度消亡,夜市也在宋代出现,宋太祖规定开封未到三鼓(晚11点)不得宵禁,大大延长了商业活动时间,宋仁宗正式废除了宵禁令,从此开封等大都市早市、夜市相继出现,《东京梦华录》卷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挥麈后录》卷六:“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春明退朝录》也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唐代负责巡夜的是左右金吾,所以宋敏求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说宋代宵禁制度的消失,也可说宋代工商业经营时间是自由的。

于赓哲 2019-07-08

唐朝很重视外贸,有如下几个原因:1,商业互通有无,这点是常识。但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文化又大大落后于我国,因此北方草原道路、西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获得外来文化、知识、技术的重要渠道,这不仅是唐代,自古以来如此,小麦、青铜器、马车都是顺着这些渠道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火药、纸张等也是顺着这些路线逐渐外传,唐朝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民族要想保持活力不至于落后,必须保持开放。而开放的最佳载体毫无疑问是商业。2,商税是丝绸之路绿洲城邦的主要收入来源,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是唐朝维系东亚国际秩序、保证唐朝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唐朝对高昌、西突厥、吐蕃的战争有一部分动机就来自于此。为了这条商路的存在,当然要重视外贸。
西域丝绸之路由于是陆路运输,所以货物都是轻贵的奢侈品,真正对唐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海上商贸路线发挥的作用其实更大,当时的莱州、明州、泉州、广州都是重要的商贸港口。
唐朝政府很尊重客商,不歧视,尊重其风俗和宗教信仰,唐代有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信仰者多数是外邦人。自北朝以来,中国政府对异族客商采取委托管理制度,即“萨宝”制度,委托异族客商中素有威望者为萨宝,管理客商,并对政府负责。隋唐也延续了这个制度。客商还可以娶妻生子,参加科举,入伍,当官,几乎就是全国民待遇,所以客商极多。晚唐的广州大约有二十万左右的异族客商。长安当然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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