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婉莹
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员于婉莹,韩国影视如何走向世界,问吧!

从九十年代以韩剧热播为开端的“韩流”袭来,到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寄生虫》引发的讨论和关注,韩国影视不仅在中国、在亚洲迅速传播,占据了文化市场之重要一席,这次也在更大的舞台上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我是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于婉莹,主要研究领域为中韩关系、中韩公共外交、半岛问题等,对韩国影视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韩国影视是如何崛起的?韩国电影为何能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赢家?关于韩国影视,欢迎与我交流!
文艺 2020-02-12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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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婉莹 2020-03-05

你好,这个问题涉及韩国电影的投资和流通结构,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韩国与电影相关的财团和基金机构主要分为公共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与赞助。公共部门的财团和基金多数下设在文体部,赞助方式分为间接和直接,包括税收优惠、培训、直接投资制作和发行等等。此类机构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韩国电影人福祉财团、韩国电影学院发展基金。韩国电影票价中的3%是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用于韩国电影发展基金而收取的,而且这个机构也是韩国文化产业中电影预算最多的机构。
从企业投资来看,直到90年代初,韩国电影的投资、制作、发行、上映各领域没有明确区分,以中小电影公司运营为中心,发行是有中间机构的间接形式。而现在所有环节的垂直一体化运营是韩国电影业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大企业基本上掌握着韩国电影产业。90现代开始,包括三星、LG、大宇集团等20多个大企业纷纷进驻忠武路(过去韩国电影人和影院的集聚地,被誉为韩国电影业的中心),重新整合了韩国电影产业结构,在韩国电影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促进了韩国电影的产业化,这是第一波。三星影像事业团就是这个时候效仿major studio诞生的,全部环节垂直一体化运营。当时三星制作的《生死谍变》可是韩国影史上的里程碑,不过后来由于金融危机,这个机构因为大企业内部重组而解体了。2000年后多厅放映扩散至全国,第二波大企业投资开始,像CJ、乐天、megabox就是整合了从投资、发行到上映全过程运营的大公司。所以,现在韩国业内人士也开始批判,大企业资本集中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电影制作公司沦为大企业的转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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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婉莹 2020-03-12

很多人都把《寄生虫》成为奥斯卡大赢家视为韩国文化的成功输出。但当我们看完《寄生虫》,最打动的我们的是“韩国文化”吗?至少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觉得这部电影被刻上了“韩国文化”四个大字,我反倒觉得跟其他电影相比,《寄生虫》冲淡了我们熟知的“韩国文化”。“韩国文化”是什么,又有什么可以代表韩国文化?当今的韩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并存、高度互动的产物。如果说某个特定产品就代表了韩国文化,那在《寄生虫》以前,K-beauty、K-pop早已走进欧美国家了。
奉俊昊导演也说过“BTS的影响力要比他大个3000倍”。但是大长今、BTS、奉俊昊这些都不能代表当今的韩国文化,一部《寄生虫》也代表不了,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是令人产生共鸣的“贫富差距”,而这种共鸣没有国籍、种族、地域之分。《寄生虫》在加拿大首映的时候,对观众进行了采访,观众的回答是“电影启发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探讨了人性的故事”。不过,韩国人自己也承认,《寄生虫》的成功的确有运气的成分。在奥斯卡把奖项名称从“外语片”改成“国际电影”之前,无论《寄生虫》这个作品多优秀,可能都很难拿到这个奖,也正是在欧美国家为中心的电影界准备向亚洲打开大门的时候,正好这部“决定性”的电影诞生了。
一位韩国专家在分析韩国文化的时候提到过,当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某个领域优秀到受到世界瞩目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本身就会成为国际社会向往的对象,再逐渐扩散到文化的其他领域,给其他文化商品带来意外的生命力,甚至出现“全方位文化输出”的现象。我也很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认知度提高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主动了解这个国家其他文化商品,与刻意强调固有观念或是特有文化相比,反倒是“能够生产出优质文化商品”这种国家印象更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被外国接受。所以,我认为《寄生虫》的成功,让世界更加瞩目韩国电影,再扩展到了韩国文化其他优质领域,而这的确让韩国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了。但我们还要看到《寄生虫》成功的背后是韩国10多年来对韩流文化下血本的投资,以及为韩国文化的“国际化”做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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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婉莹 2020-02-24

以《寄生虫》为例,从准备拍摄开始,就做好了不计票房代价的准备,因为内容并不符合韩国市场主流口味,但团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来创作,拍摄过程中还严格执行了周52小时工作制度,没有过于追求速度,这些都是最后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吧。以下简单说几点我自己的看法,有关引入分级制度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这里就不提了。第一,韩国近些年的政策强调支持中小电影的创作与流通,建立“强小制作公司培养基金”,保障独立的创作空间,发挥个性和创造力,促进编剧间活跃的交流,让他们创作自己真正想拍的作品,防止题材内容单一化趋势,这几年韩国独立、艺术电影票房占比也因此有很大提升。第二,为促进电影行业的公平公正,目前韩国“银幕上限制”呼之欲出;加强电影产业持续发展基础,建立电影从业者经历管理、支援体系,保障他们在行业内更稳定的发展。第三,目前内地电影行业过于浮躁,票房至上的问题很严重,巨额投资、明星云集的商业大片越来越多,却越来越拍出不来有深度的电影,剧本缺乏逻辑和思考、特效突兀;而且很多电影并没有将制作具有国际水平的作品为目标,这就出现了国内票房逆天,国外票房很尴尬的现象,非常需要沉下来反省一下怎么“讲好故事”。第四,推动电影行业民间团体在提高电影创作水平和构建业内健康生态上承担更多的责任,韩国有非常多的电影相关团体和组织,韩国电影制作人协会、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韩国独立电影协会等等,都为争取业内人士的权利和为韩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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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顶尖级的私立大学,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由巴尔的摩银行家Johns Hopkins捐赠的700万美元巨额遗产支持创办美国高水平研究大学和高水平医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以医学、公共卫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见长。由于创立之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专注于医学科学与人体健康研究并将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换成临床诊疗实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学科始终处于全美顶尖水平,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U.S. News University Rankings)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类专业长期排名第一,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研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作为美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承担起了发布疫情数据的责任。美国是复合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所辖的健康卫生部门不对美国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负责,没有义务向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及其附属机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提供本州本地的疫情数据,所以,你到美国CDC网站上去查看疫情数据,总是滞后2-3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独立汇总、统计、发布相关疫情数据,为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实时更新。
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外,哈佛大学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数据中心(Harvard Health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明尼苏达大学传染性疾病防控政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都在独立发布美国疫情数据,可比较不同研究机构发布的疫情数据。
美国人对政府发布的数据迟缓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蕴含有质疑权威,质疑政府权威的基因,他们担心政府蓄意瞒报、漏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导致疫情数据失真。疫情数据统计是科学研究的工作范围,那就交给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构好了!独立第三方、递四方、第五方发布的数据可以更好地体现美国各州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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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谓的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中,它属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绿茶、红茶、乌龙茶里放很多种花。当然工艺要正确。
茉莉花茶销售最好,所以听到最多。其实花茶还有其他种类,如玉兰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叶资讯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数资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成熟并进入教科书。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产生据我翻阅材料,应该起源于元朝(与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发明人为画家倪瓒,他在著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与“莲花茶”。
明代茶人对这种新出现的花茶(在商业上应该很成功)很感兴趣,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顾元庆、钱椿年的《茶谱》建议放进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
《茗谭》作者徐𤊹对倪瓒和顾元庆有批评,态度很严肃:“吴中顾元庆《茶谱》取诸花和茶藏之,殊夺真味。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茶,虽一时香气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时移建兰、素馨、蔷薇、越橘诸花于几案前,茶香与花香相亲,尤助清况。”就是说将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议在茶室里放几盆花就够了。
“夺真”这种说法在宋朝就有了,当时茶与香的结合就有争论。蔡襄在《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夺真”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多余的担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艺就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花香与茶味之间有协调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国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种和祁红拼配而成,看来英国人也体会到了柑橘味与茶味之间的协调性。
北京人喜欢茉莉香片,据马未都老师说那实在是因为以前北京的井水质量不好,放茉莉,压一压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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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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