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我是国研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关于疫情下欧洲各国的关系走向,问吧!

3月11日,WHO宣布新冠肺炎已具有大流行特征。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全面爆发,确诊破1.2万,法国、西班牙、德国三国合计确诊也已近6000,形势不容乐观。然而根据各国表现,似乎只想“自扫门前雪”。瑞士采购的十万只口罩遭德国拦截,法国又“砍掉”了英国的口罩订单,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对欧洲推出为期30天的旅行禁令。
疫情当下,各国友谊的小船,当真说翻就翻?根据目前情况,欧洲有可能联合抗疫吗?中国向意大利派出专家团,对两国关系又有何影响?我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关于疫情下欧洲各国的国际关系走向,欢迎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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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 2020-03-14

你好。这两天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为了忠实于原意,我特意去查找了信息源。它的最早出处是英国政府在召开应对疫情的紧急会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开表态认为,英国目前的疫情已经出现扩散,政府的应对策略从遏制转向减缓扩散,为此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对高龄人群的护理和治疗,有咳嗽和发烧症状的在家自我隔离一周,建议不组织学生出游但不关闭学校、不禁止大型聚会,因为“科学建议是这些更严厉措施会造成更大损害”。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在我们看来近乎“无所作为”的措施,很快就在它国内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英国应该采取意大利那样的严厉措施。但英国政府的卫生顾问认为,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依据和逻辑是:1.尽管现在英国只有600例左右确诊病例但实际感染人数已经在5000到10000人之间,而且英国疫情的高峰期还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到来,这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英国的确诊人数还会不断上升。2.根据英国目前的财政和医疗条件,如果采取大规模更严厉的措施,会导致短期内确诊人数急剧上升、救治条件跟不上的问题。3。因此这位顾问认为英国政府的策略是让英国人在难以避免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下(60%-70%感染率),多数人尤其是年纪较轻、无基础病症的能通过感染—治疗或自愈获得抗体,也就是所说的“群体免疫”,同时等待疫苗的出现来应对剩下的病例。简单来说,这位顾问推测的结论就是,英国想用拖延高峰期到来的办法避免出现医疗挤兑的现象,同时寄希望于人体自生抗体和疫苗来最终克服病毒。另外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正在采取相似的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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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 2020-03-16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不大同意用“投降”这个概念,因为如果将英国和瑞典两国完整的防疫方案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它们“投降”有些言过其实,只不过它们的应对和咱们的的确不一样。比如瑞典最被人诟病的是“不再对轻症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它这么做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认为病毒携带者溯源难以进行,与其投入大量资源去全面覆盖,不如集中精力先保住重症患者和老年人;二是避免由于大量人群聚集检测造成交叉感染。所以瑞典要求有疑似症状或者年轻的轻症患者在家隔离,一旦病情加重是可以获得比较有保障的治疗。再看英国这边,其实采取的措施和瑞典的相似,只不过它更被人嫌弃的是那个“群体免疫”的说法,就像一些媒体说的那样,有“把人当小白鼠做实验”的嫌疑,而且据此推算出来的50万甚至更多人的死亡也着实让人触目惊心。但出于对英国政府行为的观察,这样说和这样做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距离,而且英国对策的核心不是真地打算牺牲掉这么多人来换取一个“群体免疫”,它的主要目的还是避免医疗挤兑、尽量延长从现在到高峰期之间的时间,来为特效药和疫苗开发争取时间,同时也保留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空间。按多数欧洲国家的对策,目前处于难以控制的第二阶段,还不能把各种手段都用足,但要为第三阶段也就是失控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所以要尽量延长第二阶段来筹备物资。一旦到了第三阶段,其他措施包括“封城”、“封国”等也是会采用的。当然,面对全新的病毒和疫情,无人能确保欧洲国家的对策就是正确的,就像面对一个不知深浅、套路的敌人,它们只能边打边学边调整。就像咱们国内也是在经历了武汉和湖北早期防疫的惨痛教训后才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国情的经验和对策。现在欧洲无法是在重复这个过程,而且从它们的体制出发,还没有办法照搬咱们的模式。
至于一旦欧洲国家防疫对策失误、医疗体系支撑不了并造成过高死亡,对整个体制肯定会产生巨大冲击,首先就是政府信誉破产,会出现反政府的声音甚至行动;其次是经济衰退,这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并动摇国家体制。如果这些情况是在少数国家尤其是体量较小的国家出现,那么一些大国比如德法和富国还能够推动欧盟发挥一些作用,比如提供医疗帮助和资金支持等。但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大国、富国,那么欧盟能发挥的作用就不大了,因为欧盟的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大国富国支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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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 2020-03-20

欧盟各国经济实力和医疗条件是它们应对疫情的基础条件,会直接影响到各自的对策和效果。一般来说,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在医疗上投入多,条件也较好,比如德国经济是欧盟老大,它的医疗条件也是名列前茅,这样德国在应对疫情时的底气就更大、能使用的手段就越多。相反,一些中东欧国家经济水平较低,医疗条件和公共卫生就相对差一些。经济和医疗好一些的国家对疫情往往采取比较阶段性的应对,英法德三国都是很清楚的三阶段措施(阻断、延缓和止损),一些条件差的国家反而是一开始就采取最严厉的封 闭措施。意大利的情况相对特殊,它虽然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但近年来财政状况一直不好,而且老龄化程度高(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接近24%,居世界第二位)对医疗资源的占用,所以在疫情一开始也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从现在的疫情进展来看,几个大国(包括瑞士)是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度高、人员往来多,采取严厉措施的难度和成本大,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就快。相反其他一些国家人口密度小、流动少,采取严厉措施的难度和成本就相对小。经济实力和整体医疗条件并不足以反映出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还要考验政府的判断和决策能力、早期预警能力、社会对政府的响应程度,即便在医疗条件上也要看应对疫情的专门能力(基础设备、重症床位等)而不仅仅看它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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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 2020-03-20

近几年来欧盟命运多舛,英国脱欧已经让欧盟经受了信心危机,现在的疫情肆虐也成为对欧盟的另一次沉重打击和考验。在应对疫情上,欧盟处于比较尴尬和无力的位置:一是由于现在很多权力包括公共卫生应急都还由成员国掌握,因此欧盟无法在第一时间作为一个整体作出反应。二是欧盟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确保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开放和人员流动来体现其价值,因此它不会轻易放任各国为应对疫情而关闭边界,这样一定程度上就会削弱各国防疫的效果。三是在成员国根据各自的判断作出反应后,又会因为措施力度不同、执行情况各异而出现效果有好有坏的情况,这时就会有针对欧盟的批评,这其中既有各自理由,也有一些国家向欧盟“甩锅”的问题。四是随着疫情在多数欧洲国家扩散,欧盟发挥的作用会增强,比如提供资金支持、协调医疗物资等。但在具体过程中也会面对资金和物资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各国都难以独立应对时,会更多在欧盟层面想办法,但要一碗水端平,欧盟还得费一番脑筋。
所说的“欧洲整体联合”不知道具体何指?现在整个欧洲有48个国家,也就是说在欧盟27国外还有21个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一些北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地理范围要大得多。但这个更大的欧洲矛盾也更大,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还因为克里米亚问题处于半敌对状态,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还没有取消。所以在共同防疫问题上,如果一个相对团结的欧盟都不能发挥作用,那么一个更大但更不团结的欧洲就更指望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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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 2020-03-20

关于留学生回国防疫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随着情绪渲染渐渐还出现了对立。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看留学生所在国家的疫情和安全情况。如果疫情并不严重而且国家防疫能力比较强,长途跋涉的必要性不大。比如德国,尽管它的确诊率已经过万,但目前死亡率只有不到1%,是全世界最低的。当然在意大利、伊朗这样的重灾区,如果对当地防疫能力没有信心,可以把回国作为一个选项。其次要看回国是否有必要性。有些在国外中小学的留学生,考虑到自理能力的问题,回国的必要性比较大;进入大学而且在当地居留没有问题的回国的必要性不大。第三还要看回国途中的安全性。现在多国停航减班,从国外回来多次中转、颠簸不断,在回国途中被感染的概率并不低。还有,对于一个成年学生,是否回国应该基于自己对所在国家疫情、防疫措施和自身处事能力的综合判断,可以把这个作为自己是否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一次检验,不应仅仅根据家人、朋友或者道听途说的消息来做决定。最后,政府应该执政为民,但民众也应该为国分忧。现在国家仍然面临着防疫的繁重任务,接下来的经济恢复也需要花大力气。在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时刻,如果每一位留学生都能照顾好自己,而不是一心指望由国家来负担是不是更能体现出年轻人的朝气和担当?如果说国就是家,那么在享受家的温暖时是不是应该随时准备为这个家多担些风雨?如果能做到这些,这样的青年人是不是可以更自豪地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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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谓“汉唐”,可粗略分为三段来看:两汉、隋唐,以及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我们大多数人对书法的最初印象恐怕来自学书法时用到的字帖,而凭借字帖收获的印象也许是这样的:两汉-隶书(以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为代表)、魏晋南北朝-行草书(以兰亭序、鸭头丸帖、伯远帖为代表)、隋唐-楷书(以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为代表)。这样的印象没有错,但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无法脱离大的历史背景而存在。
 先说两汉。汉代的日常书写是隶书,载体是竹木简牍(以及少量的绢帛和纸)。典型的汉隶有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置汉简等,大多出土于西北的边燧遗址中,性质是两汉的官私文书(暂称“文书简”),这些简牍上的隶书生猛、活泼,笔法千姿百态,章法恣意挥洒,极富美感。两湖地区汉墓中也出土很多简牍,但它们大多是典籍、律令、遣册(随葬品清单)一类,多为可以抄录,所以字迹相较前者更为规整、典雅,代表作有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暂称“墓葬简”)。我们熟知的隶书碑刻其实只是两汉书法中占比极少的一类,其风格也和真实的汉人书风大相径庭。我一直认为,把“墓葬简”作为隶书入门教材,是比《乙瑛》《曹全》更好的选择,都2020年了,没必要依旧守着清代邓石如、赵之谦们的玩法。
 再看汉唐间。魏晋南北朝书法情况最为复杂,因为它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变动期。但如果要析出彼时书法最显著的特点,我想“善草隶”三字或许可作诠释。这个回答来自于五代末、北宋初的徐铉(916-991),他在为弟弟徐锴《说文解字韵谱》作序时曾说“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大致体现了他对从东汉以降书法史的理解。所谓“草隶”,顾名思义,指草书和隶书(此处与汉隶不同),而这两种字体均由汉代隶书生发而来。汉隶的一支通过弱化波挑(即俗称“蚕头燕尾”),逐步趋向于我们后来最熟悉的楷书,而这种楷书在魏晋时仍保留很多隶意,与唐楷大不相同,著名的锺繇《荐季直帖》就属此类;另一支通过减省写法、加快速度,逐渐演变成草书,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均属此类。进入东晋,新的字体—行书—也在酝酿当中,这种字体主要在隶书(楷书)的基础上通过简便写法演变而来,非常适合此时往来书信的书写,比如王羲之《平安帖》《孔侍中帖》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书法风格最为多样,且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清楚。而且书法毕竟是艺术,拥有主观感觉最要紧,我建议有兴趣的盆友可以多多尝试去看两种材料:1.唐摹晋人帖,如《万岁通天帖》、王羲之《丧乱帖》《初月帖》,以及宋刻《淳化阁帖》《大观帖》,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士族书风的整体认识;2.晋、南朝出土文献,这类材料很零散,不易搜集,姑且录名于此,有心者自可据此搜罗: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西晋简、南京出土六朝简、西域出土两晋残纸等,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基层日常书写的气息。
 最后说隋唐。经历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大变局,隋唐书法已经十分成熟、稳定,不同字体的分化和称谓也逐渐明晰,隶书与楷书截然分别,章草和今草也判若泾渭。唐代最著名的是楷书家,基层社会日常书写也以楷书为主,行、草、隶名作虽有,但明显式微。和上文相同,我们依旧可以多看两种材料:1.名家书法,断代分组去看,比如将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分为一组,且不要只看顶级名作,《皇甫诞》《孟法师》一类早期作品,甚至仿虞世南的《孔颖达碑》都要看,甚至后者更重要;2.佛道写经,虽然唐代刻碑高手层出不穷,但终究不如墨迹来得鲜活,如果说汉人墨迹生猛、恣肆,那么唐人墨迹便是娴熟、精妙。虽然唐代墓志数量很大,但面目较为单一,且始终处在模仿名家书法的状态中,个人以为简单看看就好。
 总之,汉唐是中国书法艺术真正完善的阶段,正如中华民族的地缘、文化、性格也在这约一千年里完全成型一样,唐以后书法不再有根本性的变革。以上叨叨,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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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尝试和您一道思考~
 我想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锺繇生活时间距今约1800年,而明清书家董、刘等人距今不到500年。人们对遥远的事物总归不比晚近的事物记得清,这是常理。魏晋书法虽备受追捧,但一般爱好者除了锺繇、二王,又知道几位呢?萧梁时期(502-557)的书论家庾肩吾曾“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实际为123人),略加品评,撰成《书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不妨找来看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汉末到萧梁的书法名人谱。其中张芝、锺繇、王羲之位居前三甲,但其余120人恐怕大部分都不为今人所知,以去今久远故也;
 二、锺繇书迹存世量少(疑似真迹1、刻帖不足10)。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因为久远,所以大量书迹亡佚。大众不会对没有实体的话题一直追捧,对于书法这种视觉艺术而言尤其如此。您提到的董其昌、刘墉都是明清的著名官员、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各级博物馆中都还能看到,甚至围绕他们还能做专题展(如2018年上博围绕董其昌组织的“丹青宝筏”展)。曝光率悬殊,锺繇书名当然远在董、刘之下;
 三、锺繇书风处在“旧体”末期,后人接受程度不及王羲之。史载锺繇善三体“铭石”“章程”“行押”,这是就其功用而言。以风格论,锺繇书法仍保留大量隶书笔意,长沙出土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字迹应当与锺繇书法类似,可以参看。这种书风在东晋时被改变,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从竹木简变为纸,再加上王羲之、王献之等一众新体书家的涌现,锺繇那种扁长、古雅的书风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时至唐太宗极力鼓吹王羲之,以锺繇为代表的、东晋之前的书风彻底式微。虽然明代祝允明、王宠等还曾提倡仿效锺繇以复古,但毕竟难以再现“锺、张信为绝伦”的过往。
 以上,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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