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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具体。确实,从汉代到晚近,碑额喜用篆书这一现象延续了很长时间。
先说点题外话。不同书体适用不同场合的规则,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南唐文字学家徐铉(916-991)曾说:“若乃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说文解字韵谱》序)可见篆籀与草隶在施用场合上有正式和日常的区别。
时间再向前推七百多年,曹魏书家韦诞就以擅长题署著名,而京兆韦氏在韦诞之后一直有工于题榜的“门业”延续,东晋太元(376-396)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先是请王献之用隶书(或作“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又请刘瓌用八分(东汉碑刻中如《曹全》《张景》一类的字体)题写,最后请韦昶(韦诞兄韦康的玄孙)以大篆改之。可见篆书较八分、草隶更适合题写门面、匾额一类的标识性载体,您所说的碑额正与此同理。
篆书较其他书体的最大特点:装饰性。而且,小篆又为篆书中最具装饰性的一种,虽已摆脱古文字难识的特点,却仍保留些许大篆的图画性特征。装饰性会加强视觉记忆,所以小篆比其他书体更为醒目,也就更适合作为标题。不惟碑额,古代书画卷轴题耑也以小篆最常见。
如果再往前追溯,碑额(亦可称“碣”)的前身或许是木质的“楬”。“楬”广泛发现于秦汉简牍中,其形制大多圆首涂黑(或绘网格纹)、上有钻孔,用来系在箧(竹编储物箱)或囊(丝布编织的袋)上,功能是标识内里所盛装的物品名称、数量等信息。木楬虽较碑额体量为小,但因为功能都是标识,所以同样需要醒目。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早的木楬实物,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1号井里(俗称“里耶秦简”)。在总计近2万枚有字简牍中,只有楬上会出现篆书,而其他的日常文书全部是隶书。
从里耶木楬到韦氏题榜,再到徐铉所谓“篆籀”“草隶”之别,大致可以梳理清楚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和内在理路。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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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谓“汉唐”,可粗略分为三段来看:两汉、隋唐,以及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我们大多数人对书法的最初印象恐怕来自学书法时用到的字帖,而凭借字帖收获的印象也许是这样的:两汉-隶书(以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为代表)、魏晋南北朝-行草书(以兰亭序、鸭头丸帖、伯远帖为代表)、隋唐-楷书(以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为代表)。这样的印象没有错,但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无法脱离大的历史背景而存在。
 先说两汉。汉代的日常书写是隶书,载体是竹木简牍(以及少量的绢帛和纸)。典型的汉隶有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置汉简等,大多出土于西北的边燧遗址中,性质是两汉的官私文书(暂称“文书简”),这些简牍上的隶书生猛、活泼,笔法千姿百态,章法恣意挥洒,极富美感。两湖地区汉墓中也出土很多简牍,但它们大多是典籍、律令、遣册(随葬品清单)一类,多为可以抄录,所以字迹相较前者更为规整、典雅,代表作有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暂称“墓葬简”)。我们熟知的隶书碑刻其实只是两汉书法中占比极少的一类,其风格也和真实的汉人书风大相径庭。我一直认为,把“墓葬简”作为隶书入门教材,是比《乙瑛》《曹全》更好的选择,都2020年了,没必要依旧守着清代邓石如、赵之谦们的玩法。
 再看汉唐间。魏晋南北朝书法情况最为复杂,因为它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变动期。但如果要析出彼时书法最显著的特点,我想“善草隶”三字或许可作诠释。这个回答来自于五代末、北宋初的徐铉(916-991),他在为弟弟徐锴《说文解字韵谱》作序时曾说“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大致体现了他对从东汉以降书法史的理解。所谓“草隶”,顾名思义,指草书和隶书(此处与汉隶不同),而这两种字体均由汉代隶书生发而来。汉隶的一支通过弱化波挑(即俗称“蚕头燕尾”),逐步趋向于我们后来最熟悉的楷书,而这种楷书在魏晋时仍保留很多隶意,与唐楷大不相同,著名的锺繇《荐季直帖》就属此类;另一支通过减省写法、加快速度,逐渐演变成草书,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均属此类。进入东晋,新的字体—行书—也在酝酿当中,这种字体主要在隶书(楷书)的基础上通过简便写法演变而来,非常适合此时往来书信的书写,比如王羲之《平安帖》《孔侍中帖》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书法风格最为多样,且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清楚。而且书法毕竟是艺术,拥有主观感觉最要紧,我建议有兴趣的盆友可以多多尝试去看两种材料:1.唐摹晋人帖,如《万岁通天帖》、王羲之《丧乱帖》《初月帖》,以及宋刻《淳化阁帖》《大观帖》,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士族书风的整体认识;2.晋、南朝出土文献,这类材料很零散,不易搜集,姑且录名于此,有心者自可据此搜罗: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西晋简、南京出土六朝简、西域出土两晋残纸等,这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基层日常书写的气息。
 最后说隋唐。经历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大变局,隋唐书法已经十分成熟、稳定,不同字体的分化和称谓也逐渐明晰,隶书与楷书截然分别,章草和今草也判若泾渭。唐代最著名的是楷书家,基层社会日常书写也以楷书为主,行、草、隶名作虽有,但明显式微。和上文相同,我们依旧可以多看两种材料:1.名家书法,断代分组去看,比如将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分为一组,且不要只看顶级名作,《皇甫诞》《孟法师》一类早期作品,甚至仿虞世南的《孔颖达碑》都要看,甚至后者更重要;2.佛道写经,虽然唐代刻碑高手层出不穷,但终究不如墨迹来得鲜活,如果说汉人墨迹生猛、恣肆,那么唐人墨迹便是娴熟、精妙。虽然唐代墓志数量很大,但面目较为单一,且始终处在模仿名家书法的状态中,个人以为简单看看就好。
 总之,汉唐是中国书法艺术真正完善的阶段,正如中华民族的地缘、文化、性格也在这约一千年里完全成型一样,唐以后书法不再有根本性的变革。以上叨叨,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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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尝试和您一道思考~
 我想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锺繇生活时间距今约1800年,而明清书家董、刘等人距今不到500年。人们对遥远的事物总归不比晚近的事物记得清,这是常理。魏晋书法虽备受追捧,但一般爱好者除了锺繇、二王,又知道几位呢?萧梁时期(502-557)的书论家庾肩吾曾“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实际为123人),略加品评,撰成《书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不妨找来看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汉末到萧梁的书法名人谱。其中张芝、锺繇、王羲之位居前三甲,但其余120人恐怕大部分都不为今人所知,以去今久远故也;
 二、锺繇书迹存世量少(疑似真迹1、刻帖不足10)。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因为久远,所以大量书迹亡佚。大众不会对没有实体的话题一直追捧,对于书法这种视觉艺术而言尤其如此。您提到的董其昌、刘墉都是明清的著名官员、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各级博物馆中都还能看到,甚至围绕他们还能做专题展(如2018年上博围绕董其昌组织的“丹青宝筏”展)。曝光率悬殊,锺繇书名当然远在董、刘之下;
 三、锺繇书风处在“旧体”末期,后人接受程度不及王羲之。史载锺繇善三体“铭石”“章程”“行押”,这是就其功用而言。以风格论,锺繇书法仍保留大量隶书笔意,长沙出土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字迹应当与锺繇书法类似,可以参看。这种书风在东晋时被改变,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从竹木简变为纸,再加上王羲之、王献之等一众新体书家的涌现,锺繇那种扁长、古雅的书风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时至唐太宗极力鼓吹王羲之,以锺繇为代表的、东晋之前的书风彻底式微。虽然明代祝允明、王宠等还曾提倡仿效锺繇以复古,但毕竟难以再现“锺、张信为绝伦”的过往。
 以上,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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